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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耀邦逝世19周年祭 曾为特区发展保驾护航(图)

[日期:2008-04-15] 来源:  作者: [字体: ]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,胡耀邦主持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,落实知识分子政策。图为劫后余生的巴金与胡耀邦在中南海谈心。

1984年1月,胡耀邦亲临广西边防前线,慰问烽火前沿的广大官兵,并看望了在1981年法卡山收复战中树立卓越功勋的“法卡山英雄营”。

核心提示:今天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,政治家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去世19周年纪念日。

胡耀邦

1915年11月20日至1989年4月15日

籍贯:湖南浏阳

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,政治家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(1980—1987)。

安葬于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

开篇辞

公元2008年,改革开放30周年。

纪念,是为了更好地继续;纪念,是为了更好地继承。继续改革的征程,继续开放的号角,继承那些先驱的胆识、智慧与风范。

缅怀先驱,是死之慰,亦是生之责;缅怀先驱,是重温过往更是开拓未来。

雨霖铃·祭改革先驱

雾雨霏霏,映深南路,谐和万家。改革旌旗扬展,猛回头,阑珊不再。抬眼细数沧海,竟三十冬夏。念悠悠漫远征程,先驱历历海天阔。

多情自古伤离别,更那堪恩泽千秋言。今晨当思何处,忆峥嵘、血路尤在。此去经年,应是千古好景即设。便更怀先驱风范,当与世人说。

外甥深圳街边卖报

曾维信对深圳充满感恩,是眼前这座梦之城让他实现了祖祖辈辈孜孜以求的———从“村里人”到“城里人”,从“贫穷者”到“富裕者”。而深圳该感激的,除了这些与特区共命运的建设者,还该铭记那些“在特区杀出一条血路”的缔造者们。从这个意义来说,曾维信仍旧要感谢那位表面看来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特殊利益的“高官亲戚”。

在很多家人和老乡的记忆中,耀邦有些不近人情。西岭脚下的那处沧桑飘摇之所多少年来未曾有些许的嬗变,他的亲人也多半耕作于斯、劳作于此,“领袖故里”与“领袖亲人”的名号没有给这座满目苍翠的小镇带来惠泽。一开始,乡间四邻对此颇有微词。岁月的流淌让亲友、坊间逐渐理解了耀邦———不是“冷血傲骨莫问亲”,而是“身正行范严律亲”。

胡德资便是个典型。1980年胡德资毕业待分配,当地政府为了照顾“领导家属”,将他安排进岳阳物资局工作,其实也就是招待所的一名工人。胡耀邦听闻此讯,当即大声呵斥其兄长,并丝毫不留情面地将年轻气盛的亲侄“遣送”回乡下务农。胡德资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当上了生产队长。改革开放以后,他利用家乡浏阳“花炮之乡”的优势,辗转武汉开了五年鞭炮门市部,最终回到老家,守着那栋祖宅和自己一手办起的胡家饭店。

三十年间,胡德资到过三次深圳探亲———耀邦的嫡亲外甥曾德盛一家长居于此。这座四海九州群贤毕至的特区之城,不仅胡耀邦参与决策了这里的拓荒之旅,其亲人也在这里亲历并见证了渔村变都市的华丽转身。胡耀邦作为当时邓小平大刀阔斧力倡改革的得力助手,在“深圳特区”问题上展现出了极大的勇气、魄力与胆识。

曾德盛老人1998年来到深圳,入住儿子曾维信购置的宅第。曾家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,曾维信与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个怀揣“淘金梦”的热血青年一样,1994年只身一人来到特区,租下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开始“下海”生涯,职业是“卖报郎”,在笋岗西路西湖宾馆边开了一家旺铺。多年来,他风雨无阻、任劳任怨。曾维信并非不知道耀邦与自己是何关系,其他亲友屡屡受挫的“经验”使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沾点“高官亲戚”的光。在他看来,自己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南下打工仔。来深圳后短短几年光景,曾维信便顺利盘下了两个报亭,收益也直线上涨,过上了惬意舒适的小康生活。

为特区发展保驾护航

1980年初,胡耀邦来到深圳、珠海。短短几天实地走访,他的话语便如此铿锵:“要在深圳搞个对外开放的窗口,窗口发展得好,就搞特区。”此言一出,如掀巨浪。

世人赞赏胡耀邦有两大功绩最为卓越、深远:平反冤假错案和全力支持改革开放。1980年初,胡耀邦来到深圳、珠海。短短几天实地走访,他的话语便如此铿锵:“要在深圳搞个对外开放的窗口,窗口发展得好,就搞特区。”此言一出,如掀巨浪。在那个尘封多时、刚刚探讨“开放”的年代,“特区说”成为保守派们的众矢之的,一度有人力陈不可,甚至痛哭流涕地指责:“你搞的"特区"就是"租界"。”

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长期与耀邦共事的胡启立回忆当时的场景,至今都在叹服其冲天的勇气:“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支持下,坚决顶住,尽全力支持和保护特区的健康发展。当时,耀邦同志保护特区、保护广东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探索,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的,稍有点私心杂念,就有可能使改革开放的大局受挫。”

1980年,任仲夷被胡耀邦相中,从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上调入广东,主政南粤。任仲夷当年曾多次上书中央要求在大连兴办特区,屡未获准。“耀邦同志对我说,你曾要求在大连办特区,这不可能,但中央决定调你到一个有特区的地方去工作,就是广东。”据资料记载,任仲夷生前回忆起这一纸调令时,感慨良深。

到任广东三年后,任仲夷陪同胡耀邦再次来到深圳特区。此时,有关特区的质疑声音正此消彼长,有人叫嚣:“深圳只剩下国旗是红色的。”面对创办初期特区遭遇的种种困惑,胡耀邦在这次考察中高度赞赏了深圳的建设成就,并即席为深圳题词:“特事特办、新事新办、立场不变、方法全新”。党史记载,这是自1982年以来中央高层领导第一次正面评价深圳。

“广东有今天,多亏了邓小平。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也功不可没,提广东的改革开放,不能不提他们。这是历史,这不是谦虚,是实事求是。”德高望重的任老生前多次强调,“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是全党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。作为总书记的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的领导下,披荆斩棘、冲锋陷阵,为我国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贡献,功不可没。”

曾想在深办实验大学

胡耀邦对深圳还寄予了其他期望。陈树柏,电机工程学领域的世界级专家、“美国电子与电器工程师学会”院士。多年以后,谈及胡耀邦、谈及深圳,他的心中总是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矛盾——感激中夹杂着遗憾。

改革开放之初,陈树柏在邓小平的直接邀请下回到国内,在看到当时高等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后,陈树柏提笔写下一份建议书——希望在国内创办一所新型大学,博采众长,充分吸取美国大学的成功办学经验,培养国家急需的高科技人才,而校名便叫作“中国实验大学”。

1984年夏,胡耀邦在北戴河与陈树柏会面。“胡先生一见面就对我说:”我这次和你会面,不是代表邓小平,也不是代表我自己,而是代表党中央,向你表示筹办"中国实验大学"的建议已获批准。“陈树柏回忆,胡耀邦当年强烈建议”要把"中国实验大学"的校址选在特区深圳。“

深圳在当时是一个代号:大刀阔斧、锐意创新。陈树柏辞去了自己在美国圣塔克拉拉大学的一切职务,跨洋奔波,频繁往返深圳与加利福尼亚。据他回忆,胡耀邦当年为这座承担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重任的“特区大学”考虑得非常仔细,寄予很高希望。“胡先生清楚地算过账,"你向中央要求两亿元,我们决定给你两亿三千万。为什么呢?因为深圳一平方公里"七通一平"工程已需费一亿,两亿元刚够平整两平方公里的土地。那么,平整土地后没有钱怎么办?所以我们决定再给你三千万作首期基建费用……”而对于陈树柏自身的前途命运,胡耀邦也是考虑良多,在听说他辞去了美国所有任职后,曾建议其谨慎考虑:“最好是留职停薪,留条后路,较为稳妥。”

不过,办一所大学并不简单。由于财力原因,“中国实验大学”的设想寂静地在深圳夭折。但是,陈树柏的一些思路和理念后来被国内其他开明的大学采纳吸收,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陈树柏认为“也算是事情的最好弥补”。

(本文来源:中国新闻网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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